4月19日，日本超3万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，呼吁守护“和平宪法”。
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
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立于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的“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”。
马志江摄（影像中国）
漫画《危》。
冯德光作
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，一名小朋友经过祈愿和平的千纸鹤叠串。
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
5月3日，日本东京民众举行“2026年大宪法集会”，举着写有“反对战争”“停止修宪 停止军事扩张”的标语牌，反对修宪扩军。
菲利普·方摄（影像中国）
当前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加速抬头并逐渐渗透经济领域，正朝着以军事扩张牵引经济、以经济体系反哺军事的危险道路迈进。日本“战争经济”的推进速度之快、覆盖范围之广、制度破禁之深，令许多长期观察日本的学者感到震惊。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能力的量变，更是一场日本国家身份与战略方向的质变。日本“战争经济”回潮，正在成为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经济发动机，值得国际社会警惕。
“战争经济”是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经济发动机
日本所谓“战争经济”不只是军费增加，更是国家经济活动在军事逻辑主导下被系统性重组——财政政策、产业结构、科技研发乃至社会治理，都逐步向军事领域倾斜。“战争经济”本质是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经济发动机，它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侵略他国掠夺资源、获取经济利益的路径不同，是借助安全话语叙事煽动危机，再以市场机制与资本逻辑将“危机”转化为产业订单、出口收益与财政扩张，最终目的是从经济层面突破“和平宪法”约束，让日本重获战争能力。
在“和平宪法”、战后国际非军事化安排、国内反战民意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下，战后日本长期“重经济、轻军备”，防卫费基本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%左右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后，以“积极和平主义”为名推行战略转型，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、修订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、强推安保法制改革等，系统性松动日本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法律基础，为此后防卫政策的加速“右转”积累了制度条件。
2022年通过“安保三文件”以来，日本防卫政策的“右转”进程全面提速。日本政府2022年提出，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%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，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将防卫费提前两年推至这一目标。日本防卫费2022财年约为5.4万亿日元（1元人民币约合23日元），此后每年以约1万亿日元的速度递增，4年间近乎翻倍，2026财年预算案中的防卫预算更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，创历史新高。